1916年，李大钊由日本横滨乘船回上海。在船上，他写了一首诗，诗的最后写道：“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男儿尚雄飞，机失不可得。”表达了他为国建功立业的理想。回国后的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又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工人和农民破天荒成为社会的主人，使正在黑暗中探索的李大钊看到了希望和光明，他由此转变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接连撰写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一系列颂扬十月革命的著名文章，并振臂高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北大红楼陈独秀办公室。1918年12月22日，李大钊与陈独秀、张申府等人就在这里创刊《每周评论》，开辟了一个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
兴建于1916年的北大红楼，最初是想用作学生宿舍，只是尚未竣工便改变了用途。两年后，红楼成了北大校部、文科和图书馆所在地。李大钊把位于红楼的北大图书馆办成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1919年5月4日上午，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起爱国风暴。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点，是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积极的参与者和领导者。青年毛泽东就是在那段时间，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文化、新思想，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政治信仰。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时期，周恩来曾读过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深受教育和启发。周恩来在天津创办觉悟社后，李大钊应邀前往天津，发表讲演，指导工作。在他的影响下，觉悟社的一些成员成长为革命骨干。
少年中国学会部分成员的合影，右三为李大钊，左二为邓中夏。1919年7月，由李大钊、王光祈、曾琦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学会以“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是五四时期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存在时间最长的社团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范鸿劼、何孟雄、缪伯英、张太雷、王尽美、赵世炎、蔡和森、瞿秋白等一大批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具有较强的现代民主意识，有改造中国社会的决心，他们是时代的精英。这个群体的形成与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基础。正如有学者比喻的那样：“如果说召开中共一大的上海市兴业路76号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那么北大红楼便是她的孕育之地。”
当年陈独秀居住过的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9号，即今天的箭杆胡同20号。这里也是《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1918年冬天，李大钊和北大教授高一涵等人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高一涵回忆：“五四运动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我们不是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为的是要欺骗警察。他们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与马尔克斯相混），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它的对内活动是研究马克思学说，对外则是举办一些讲演会。”由于这个团体的成员数量有限、组织相对松散、活动开展较少，加之那时正处于各种新思潮争鸣时期，部分人的思想信仰尚未完全明确，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不多不深，所以这个团体当时知道的人不多，后来也较少被党史著作所提及。
1920年3月31日，在李大钊的组织下，一批进步青年又在北大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11月研究会对外公开活动后，得到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他拨出两间教室作为研究会的图书室。有了房子，会员们欢腾雀跃，连日聚会。李大钊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朗诵诗歌，共同庆祝。李大钊与会员们商议，把这两间小屋命名为“亢慕义斋”。“亢慕义”是德文“共产主义”的译音。“亢慕义斋”就是“共产主义小屋”的意思。据记载，亢慕义斋房间虽小，但布置得十分别致。屋内墙壁上挂着马克思像，像的两边是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这也正映照了会员革命到底的决心和团结一致的情谊。当年亢慕义斋的墙壁上还贴有“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标语，以及革命诗歌、格言等，表达了早期革命者对共产主义的不懈追求和向往。
当时，国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极少，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采取由会员个人捐赠书款、分派会员采购的办法，然后集中到藏书室，向会员出借阅览。因为身为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是“亢慕义斋”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所以斋中的图书多是由图书馆转来或代购的。凡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图书，统统打上了“亢慕义斋藏书”的印记。为了理想与信念，青年们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到1922年2月，图书室已有宣传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书籍20余种。直到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还珍藏着8本盖有“亢慕义斋图书”印章的书籍。
位于北京大学二院的“亢慕义斋”旧影。“亢慕义斋”就是“共产主义小屋”的意思，是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由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在北京大学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地点
在召开了几次座谈会之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认为北京先进知识分子应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李大钊等人表示也有同感。维经斯基在北京活动一段时间后，经李大钊介绍前去上海与陈独秀会面。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被捕，获释后不久前往上海，《新青年》杂志随后也迁沪出版。维经斯基去上海还有一个任务，实地考察上海，看能否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维经斯基去上海后，秘书马迈耶夫留在北京，帮助李大钊在北方开展建党工作。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旧址
李大钊、邓中夏等人有了建党的想法后，更加自觉地在工人中进行工作。1920年5月1日，李大钊、邓中夏、何孟雄等在北京第一次组织了纪念国际劳动节的群众活动。这些活动标志着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对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的向往，他们希望在工人中寻找革命的社会力量。为此，李大钊专门撰写了《“五一”MayDay运动史》一文，发表在《新青年》“五一劳动节专号”上。他希望中国的劳工同胞，“认今年的‘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负起自己的使命。“因为可纪念的胜利，都是从奋斗中悲剧中得来的。”同时，工人阶级也想极力摆脱自己受奴役的地位，渴望尽快找到解放自身的思想武器。此后，李大钊等人继续积极筹备建党，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和物色骨干。
五四运动期间，青年学生在北京街头演讲，进行反帝爱国宣传。五四运动后，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在上海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初步议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在征求李大钊意见后，8月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的建党活动，进一步促进了北京建党工作的开展。8月16日，李大钊出席在陶然亭举行的天津觉悟社、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和少年中国学会五团体的茶话会，他强调各团体在共同思想的基础上进行联合的必要性。
1920年8月底，张国焘自上海陈独秀处回北京，将陈独秀所谈有关建党的主张和计划告知李大钊。李大钊表示赞成，并提出陈独秀已实际展开活动，北京也应该一致进行。1920年9月中旬，张申府到上海同陈独秀进一步商谈建党工作。陈独秀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天津、唐山以及东北、西北等广大地区发展。9月中旬，张申府去上海接来华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住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又同陈独秀谈起了建党之事。下旬回到北京后，张申府把和陈独秀谈话的情况告诉了李大钊，两人一致认为要尽快成立组织、发展党员。
1920年10月，在北大红楼一层东南角的李大钊办公室，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秘密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不久，张申府去法国教书。北京共产党小组吸收刘仁静、罗章龙等人加入。1920年11月，随着党员的增加，北京共产党小组更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李大钊从自己每月120元薪俸中捐出80元，作为小组活动经费。
1920年11月7日，北京共产党小组创办了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周刊。由邓中夏负具体编辑责任。这个刊物出版的目的很明确：提高工人的觉悟，促进工人的团结，指导工人运动的进行。《劳动音》出版后，很快就在长辛店等地的工人中广泛流传开来，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12月间，即出版后一个月，每期已销售到两千多份。
1921年5月，长辛店1000多名工人隆重举行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还有从市内别的工厂和从天津、保定等地远道而来的工人。大会当场通过了成立工会、邀请同志参加工会的决议。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一时口号声、歌声以及两旁街道上、墙头上、房顶上挤得风雨不透的观众的欢腾叫嚷声响成一片，“几乎把火车汽笛的声音都压住了”。
从李大钊踱步沉思的那间办公室，到长辛店工人手中争相传阅的《劳动音》，百年前的北大红楼，不只是一座建筑，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场域。它见证了思想的交汇、青年的抉择与时代的潮涌。当我们回首望去，当年在红楼的灯光下展开的讨论与行动，已悄然为后来的中国历史，写下了一个极具分量的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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